论“本土资源”与法治的矛盾冲突
——兼谈法治的渊源与理念


黄裴

内容提要：本文从本土资源论及中国的本土资源入手，通过对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对比及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理念的介绍引出作者的对本土资源和现代法治建设的思考。在粗浅的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展缓慢及本土资源对我们的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的现象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充分的思想启蒙为思想基础。
关键词：本土资源、法治、法治的历史渊源、法治理念、思想启蒙

一． 引论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人类社会一种最理智的治国方略，可以从康德的一个命题中获得支持：“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1）对于这个社会，康德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那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因为惟有通过这一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大自然才能够成就她对我们人类的其他目标。”（2）康德认为，法治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最艰巨和最后的任务。康德的这一忠告似乎是对我们中国人说的。因为在西方社会，法治，这一最艰巨最后的任务早在康德忠告之前就已经实现，在试图走法治之路的中国倒真的成了最艰巨、最后的任务。

自“法治”赫然嵌入我国宪法以来，“依法治国”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而时常挂在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口中。仿佛我们只要“依法治国”了，我们就跑步进入法治时代了。但我们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我们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制度和技术这个层面上。因此，有学者忠告我们，“对于中国法治的思考，我们既不能停留在技术这一层面，也不能完全局限与现实社会，而是应当把它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高度，并把视野扩展整个历史领域。这样，我们所理解很把握的法治，将不是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和技巧，而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精神和原则。”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本土资源与现代法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使我们做了多年的“法律移植”梦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我们期待的结果，同时也使“本土资源论”我们的法学界得到了相当的市场。但我要说，苏力教授的消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点极端主义和情绪化的“本土资源论”只能将中国的法治建设引向人治，这在苏力教授后来的《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尊重我们的本土资源，回到人治；要么重构我们的本土资源，走上一条正确的法治之路！
二． 平等与自由的悖论——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关于本土资源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本土资源就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由于其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习惯、惯例,并由这些习惯、惯例上升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等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以下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价值追求，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目标，自由平等是早期人类的基本利益，即为物质财富的占有。平等表现为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要求与其他成员一样均等的占有财富，而自由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乞求合理的占有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创造出来的财富。发展到现在，在一个理智的法治社会，平等主要是公共事务的处理原则，通过平等可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规则；而自由主要是市民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独立处理其私人事务的原则。换一句话说，平等主要出现在公共领域，而自由主要出现在私人领域。可以说，自由和平等一起构成了现代市民生活的基本原则。

虽然说自由平等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东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自由与平等做受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东方文明在形成之初更重视平等，西方文明虽然也重视平等但相比之下则更重视自由。当然这与东方文明是大陆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大陆农业文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农业是东方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个人的力量在面对大自然时是非常渺小的，作为个体的人要生存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在集体中生活平等就自然成为人们的第一追求目标！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当然它也应当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则）有三层涵义。它的第一层涵义为平等首先是弱者的呼唤。弱者面对财富不会要求独占，只会要求分得他那一份。但面对这种呼唤强者不会理会。因此它的第二层涵义是平等不会在平等主体之间实现，平等主体之间原本实际上只有实力上的较量，而弱者的呼唤必须指向一个比强者更强的权威。由此可见，平等的第三层涵义是平等必须依赖平等主体之外的权威才能求得，这种权威的力量一定要比强者更强。

正是由于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家庭、宗族就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保障,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而这种家庭至上的观念一旦上升为人生哲学就是集体主义。因此崇尚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主义,重义轻利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崇尚奉献,蔑视索取也随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起码是官方价值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在中国这个儒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遵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以被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3)而以家庭、宗族为基本社会单元的中国人也就相比其他文明更加依赖甚至有时是迷信权威。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影响下,作为“天子"的皇帝成为了这种权威的化身。对皇帝权威的崇拜与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对与于国封建社会的延续,科举制度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说比皇帝的权威影响的作用更大，因为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开放化。“学而优则仕"使任何人都能通过十年寒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笔者认为,无论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形成都不过分。科举制度一方面使“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科举制度只考社会学科(唐朝的科举制度是一个特例)，因此中国的自然学科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同时，在科举制度下的中国官员由于是因为学而优才仕的，在以儒家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的科举考试中有的只是“礼法合一"，重礼轻法,认为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意志，皇帝的旨意。在这种思想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重视也不懂法律的作用。同时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道鸿沟也使不论我们的学术思想怎么活跃也很难影响普通老百姓。这也是我们的思想启蒙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之一。

在人性观上,中国人受孔儒之道的影响信奉“性善论”,我国宋代开始流传的《三字经》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中国人一向喜欢以道德教化人而忽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的古人一直坚信可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这种“礼法合一”的本土资源在今天就体现在“以德治国”。但当以德不足以治国,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可阻挡的暴露出来时,我们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无计可施，只能“乱世用重典”。因此,在中国每年都有几次的“严打”运动。殊不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包含了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做出同样的违法行为,触犯相同的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相同的评价,接受法律相同的制裁。而“严打”运动显然是违背这一原则的!

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土地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一旦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以“均田地”为最终目标的农民起义就会揭竿而起，以树立另一个权威来从新分配以土地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如此反复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问题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的打败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如说是毛主席抓住了中国农民的心，始终坚持“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毛主席成为了中国老百姓树立的又一个权威。这既有中国民众喜欢寻找权威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有当时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的因素。毛主席的权威地位在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我们中国人一向喜欢的造神运动在这时发展到了顶峰，毛主席被不断的神化。对毛主席的盲目的崇拜，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最终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萌芽到戊戌变法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思想启蒙是它们没有获得真正成功的思想原因。中国的思想启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随之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思想启蒙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压倒了民主，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盲目排外只接受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斯主义(确切的讲是列宁主义)到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社会主义也是外来事物，但它经过我们的改造就成了我们的本土资源）发展了顶峰。这种盲目排外思想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闭关锁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封闭必然落后！正如博厄斯所说，“人类历史表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所有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是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的法律制度长期是以“诸法合一”、“礼法合一”、“刑民不分”为主要特征。国家的公权力在各方面侵入民众的私权领域。在中国这样追求和谐的社会里，老百姓到官府打官司往往被视做刁民而先施以“杀威棍”，因此当百姓之间发生纠纷时,“公断”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中国民众的心里,“民不与官斗”被视为传世经典。厌讼也就成为我们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之所以法律规避现象如此频繁的出现,并不是我们老百姓天生不喜欢打官司,而是我们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起到保护民众权利的作用或已成立的法律得不到真正的实行时,我们的法律没有权威又应当怪谁呢？当一个本来法律关系很清楚的案件却需要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乃至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得到应有的判决时,这判决本身就是人治的体现。在人治的社会里,法律是不能带来或者说不能总是带来正义的,因为即使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而实际上人治社会里的法律往往带有维护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也会因为执法者个人素质或个人利益的影响而导致有法不依甚至徇私枉法。在一个法律如此脆弱的社会，要民众相信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可能吗？看到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被一个派出所所长折断的手指了吗？折断的哪里是一根手指,折断的分明是中国法律本来就很脆弱的权威呀！再加上我们的不少公务员至今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官僚的特权意识，习惯“替民做主”,随意干涉私权。听到那个法院的法官说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话吗？这分明是对法律以及我们为法治建设所做出的努力的嘲弄！我们的社会里法律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表明我们还有法律而已！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出现大量的法律规避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有法不依实际上比无法更加损害法律的权威!朝令夕改的法律无异于空气震动！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的岛屿文化，发源于爱琴文化（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是由希腊半岛、埃及、西亚半岛合成的一种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这个岛处在三个洲的中间（欧洲、亚洲、非洲），大小合适，大了就自成体系，小了则承载不起一个文明的重量。岛上的居民据说最初还是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生产，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于是这个岛上的居民逐渐开始以航行为其生活方式。用航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甚至掠夺、战争。在这种环境下，自由自在的个人奋斗、创造的气质产生。这时他们没有什么集体和权威可以依赖，每个个体必须依靠自己去创造，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一样！因为多元文化的影响，克里特人在文化的混合和冲突中找到了感觉，再加上岛上可以航行两个因素，产生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人在大海航行中感觉到了人生最残酷的意义：个人就像独岛，独自体会狂风巨浪，认识到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到达彼岸，只能依靠自己拼命去奋斗，创造机会。这样就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启蒙。中世纪的黑暗，回到了奴隶民族，直到“文艺复兴”从根本上复兴了“个人本位，自由创造”的精神。虽然西方文明的孕育中间也孕育了一些平等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主要是一种机会平等的观念。而且在西方早期的市俗社会中始终没有权威、重视等级（奴隶除外）。当他们发现他们也需要一个权威诞生时，西方人往往更愿意从人类自己以外去寻找。因此西方社会接受（或者用发现这个词更加贴切）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基督教除了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以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原罪论。原罪论使他们更加坚信人本身是贪婪的，人的欲望如果不用严格的制度加以制约的话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法治找到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
现代法治从古希腊到现在,从荷马的“正义是一切事物的法则，法律只能是正义的表现，人们遵从正义就应当恪守法律”（5），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再到洛克认为民主是法治下政府与人的自由权利的政制基础，到卢梭的从公意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古往今来，有多少先贤大哲为法治的实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说到现代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就不能不说说古希腊乃至人类社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提出法治思想的柏拉图。作为一个最初的人治主义者，柏拉图从他的《法律篇》开始转变为一个法治主义者，虽然他一直认为法治只是在理想的人治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的一个“第二种最佳的选择”，但在他认识到“人类的本性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6）时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7）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法治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第二，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为“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8）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自由价值是法律不是对自由的认为限制，而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在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开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精神的酝酿和积蓄时期，这次由但丁的《神曲》拉开序幕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诸如庞波那齐、皮科、蒙台涅等人文主义者。对于近代法治思想和理论，文艺复兴的作用并不在于新的理论的构建，而在于将古代与近代的法治思想重新连接。以文艺复兴为标志，法治从神性回归理性，开始了近代法治主义。在近代之初，神性主义法治理念向理性主义法治理念转变开始与安立甘宗神学创立者之一——胡克。荷兰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涅狄克特.斯宾诺沙则纯粹从人的理性出发推导出民主政治下法治模式的优越性。他的法治主张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假设上，即“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说”，其中“社会契约说”对后来的卢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古代理论家不同，哈林顿的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法治的政府。他更加关心法治政府的构建，主张用法律来树立政府的权威并同时强调法治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在法治国家里人民除了法律外不受任何强制性约束，另一方面，法律是通向自由的唯一坦途！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现代精神的酝酿和蓄积时期，那么18世纪爆在欧洲大陆国家而蔓延到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则是近代西方精神的形成和爆发时期。”（9）

到了思想启蒙时代,洛克接受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人们在社会状态中,放弃和转让他们固有的自由权利依据是订立“社会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因此人们原本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与自由就转变为社会的权利与自由。而这里所说的“专门机构”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主权在民”思想的另一种阐述。同时，洛克的这一思想为后来美国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洛克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孟德斯鸠和洛克一样,以自由主义为理论的基础,认为自由是法治的实质,把法治作为各种文明、理念和制度的要求而加以推崇。孟德斯鸠不仅在法治的自由价值方面讨论法治,还在制度和体制方面构建了他的法治理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权分立”学说并被以后的西方各国所广泛接受。自由是孟德斯鸠从价值层面论述法治的核心,“对民族或社会而言,自由表征着他们是否文明或文明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或民族处在某一种强权的奴吁之下,就必然处于野蛮状态;相反,一个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或自由的社会,则标志它们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10)同时,孟德斯鸠强调,法律是自由的最好的保护神。在政体的设计上,孟德斯鸠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按照权力的行使与自由、法律关系的新的三分法理论理论,认为专制主义政体是与自由绝缘的，共和政体是自由与法治的胚胎。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城市公共车辆客运管理办法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6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共客运（以下简称公共客运）管理，促进公共客运事业发展，适应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保障公共客运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客运，是指在城市内供公众乘（使）用的公共汽车（含中小型公共汽车）、旅游客车、出租汽车等客运方式及公共客运场、站等配套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内的公共客运管理。属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旅客运输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是本市公共客运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客运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南京市客运交通管理处是本市公共客运行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客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市公共客运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公安、交通、规划、市容、工商行政、财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公共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共客运贯彻全面规划，统一管理，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原则。
　　公共客运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公共客运应当优先发展大运量的客运方式。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六条　从事公共客运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应当取得客运主管部门核发的客运资格证件。
　　客运资格证件是指客运主管部门对经营者核发的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对客运车辆核发的营运证件；对客运从业人员核发的服务资格证件。


　　第七条　经营公共客运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客运车辆、停车场地、经营场所和资金；
　　（二）有经培训合格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
　　经营公共客运的个人还应当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户口。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客运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确认其经营资质，并发给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经营者凭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并持车辆牌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到客运主管部门领取营运证件。


　　第十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公共客运的从业人员进行岗前业务培训，培训合格的，发给服务资格证件。
　　从业人员应当根据服务资格证件确定的范围上岗服务；无服务资格证件的，不得上岗。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参加客运管理机构组织的经营资质年审。
　　年审不合格的，应当限期改正，重新办理年审手续。


　　第十二条　经营者发生合并、分立、歇业，或者变更名称、项目等事项的，应当按规定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办理客运资格证件的变更、注销手续。
　　公共汽车经营者变更线路、营运车数、营运时间、行车间隔和售票方式等，必须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公共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客运主管部门会同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公共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工作。
　　经营者要求转让公共客运经营权的，转让双方须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但在办理转让手续期间不得影响正常营运。


　　第十四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应当采用竞标和分配等方式出让。
　　公共汽车经营者获得线路经营权后，必须与客运主管部门签定线路经营责任书，领取线路经营权证书，办理营运手续。
　　在本办法实施前，公共汽车营运者已在营运的线路，视同分配获得线路经营权。但经营者必须按前款规定办理营运手续。


　　第十五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使用年限为３至５年。公共汽车经营者必须在线路经营权期满１年前，对期满后是否继续经营提出书面意见。
　　公共汽车经营者经营的线路业绩良好，市民满意，经客运管理机构考核合格，其线路经营权可延续使用，但必须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重新办理营运手续。


　　第十六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３年内不得申请其他线路经营权：
　　（一）被取消线路经营权的；
　　（二）线路经营权未到期自动放弃的；
　　（三）拒不接受分配线路的。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采用竞标或者协议等方式出让。
　　经营者获得经营权后，必须按规定到客运主管部门办理营运手续。

第三章　营运服务管理





　　第十八条　经营者在营运服务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营运管理、车辆检修、安全行驶、容貌卫生、投诉处理、客运票据登记台帐等规章制度，并制定服务规范；
　　（二）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专用发票；
　　（三）按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报送营运报表，接受客运管理机构对其营运资料的查阅；
　　（四）无条件服从因城市建设、重大社会活动、突发事件、恶劣气候和报险救灾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五）公共汽车经营者应当按照批准的线路、营运车数、营运时间、行车间隔等组织营运；
　　（六）变更线路、站点以及暂停营运的，应当提前５天在此线路各站点公告；对因不可抗力造成变更线路、站点以及暂停营运的，应当及时公告；
　　（七）公共汽车采取无人售票方式的，其车辆和班次应当符合无人售票营运条件；
　　（八）公共汽车因道路堵塞暂离规定线路行驶的，待道路堵塞消除，应当立即恢复正常行驶，但必须及时报客运管理机构备案；
　　（九）旅游客车应当在批准的地点售票、发车，因故变更应当提前公告。乘客要求退票的，应当予以退票。


　　第十九条　经营者在营运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接受无服务资格证件的人员从事客运业务；
　　（二）将无营运证件或者被暂扣营运证件的车辆投入公共客运业务；
　　（三）涂改、伪造客运资格证件；
　　（四）擅自将公共汽车及场、站设施移作他用。


　　第二十条　公共客运驾驶员、乘务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证上岗、服务标志齐全；
　　（二）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车；
　　（三）不得擅自拆卸车内安全、服务设施；
　　（四）按规定出具车费发票 ；
　　（五）按照核准的线路走向、班次正点运行，不得擅自缩线、改线；报清线路名称、走向及停靠站名，不得溜站或者站外上、下客；维护车厢内的正常秩序；
　　（六）保持车内环境卫生，不得在车内吸烟，不得将垃圾扫出车外污染路面；
　　（七）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除应当遵守第二十条（一）、（二）、（三）、（四）、（六）、（七）项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使用计价器、顶灯，并严格执行客乘规定；　
　　（二）按乘客要求和季节性需要，使用车内音响、空调等设备；
　　（三）在营运站点应当按序排队，服从调度，不得私自揽客或者欺行霸市；
　　（四）驶离市区营运，应当到公安机关查报站登记；
　　（五）不得拒载或者故意绕道行驶，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服务；
　　（六）不得将营运车辆交与无本车服务资格证件的人员经营。


　　第二十二条　公共客运调度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佩带服务标志，规范服务；
　　（二）指挥出租汽车按序排队，督促公共汽车按照核准的班次发车；
　　（三）秉公合理调度，有车必供。遇紧急情况时，尽快疏散乘客；
　　（四）调解驾驶员、乘务员与乘客的纠纷，维护站点秩序；
　　（五）如实填写行车日报表；
　　（六）服从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三条　公共客运车辆营运时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技术性能完好，设施齐全，车容整洁；
　　（二）在规定的位置标明经营者的名称、标识、编号和监督投诉电话，张贴营运证件，出示服务资格证件；
　　（三）在车厢内规定的位置张贴线路价格表和乘车规则；
　　（四）营运车辆不准超员载客；
　　（五）公共汽车的头牌、腰牌、尾牌齐全醒目；
　　（六）出租汽车按规定张贴标价签、监督签等，不得擅自在车身上设置商业性广告；
　　（七）出租汽车应当按规定安装专用车号牌。


　　第二十四条　乘客应当遵守乘车规则，并按规定支付车资。出租汽车乘客还应当按规定支付过桥、过路、过渡等费用。
　　乘客违反前款规定的，驾驶员、乘务员有权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第二十五条　乘客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下列行为，有权拒付车资：
　　（一）未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的；
　　（二）未按规定出具车费发票的；
　　（三）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四章　场、站管理





　　第二十六条　公共客运场、站建设由客运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公共客运发展规划组织实施。
　　公共客运场、站的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资、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筹措。
　　公共客运场、站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时，规划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同步规划建设公共客运场、站等配套设施。


　　第二十八条　公共客运场、站的设置，必须经客运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有关部门批准。公共客运场、站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经营单位负责日常管理。
　　公共客运场、站竣工，应当经客运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第二十九条　公共客运场、站应当向全行业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独揽客运业务；不得侵占公共客运场、站；不得将公共客运场、站擅自关闭、拆除或者挪作他用；不得从事危害公共客运场、站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条　公共客运场、站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设置乘车须知和里程价格表，公布监督投诉电话和服务标准；
　　（二）按国家标准要求在场、站设置公用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三）建立管理责任制度，维护营运秩序，严禁拉客和拒绝载客；
　　（四）保持公共客运场、站环境容貌的整洁；
　　（五）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发票；
　　（六）线路途中的停靠站牌应当保持完好、清晰，标明本站站名、首末班次、沿线站名；
　　（七）发生重大或者紧急情况，应当妥善处理并及时向客运管理机构报告；
　　（八）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

第五章　监督投诉管理





　　第三十一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公共客运的检查监督，在公共客运场、站等客流集散地和道路上，可以对营运车及其驾驶员、乘务员的经营服务行为实施检查。


　　第三十二条　公共客运管理人员应当穿着统一识别服。对客运车执行检查时，必须有两人以上进行，并主动向被检查者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对未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三条　客运管理机构和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鼓励乘客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接受社会监督。
　　乘客投诉时应当提供有效证据。对经核查属实的乘客投诉，可以给予适当奖励。


　　第三十四条　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１０日内处理完毕。客运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３０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延长３０日。
　　被投诉人及其所在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应当配合和协助客运管理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及处理。


　　第三十五条　乘客与经营者之间对营运服务质量有争议时，可以到客运管理机构申请调解。
　　乘客投诉出租汽车计价器失准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封存计价器及其附属装置，并送技术监督部门校验，由此发生的费用及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客运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客运管理机构给予处罚；对违反本办法，应当由有关部门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六）、（八）项、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五）项、第二十一条第（三）、（六）项、第二十三条第（二）、（三）、（五）、（六）项、第三十条第（一）、（三）、（六）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五）、（九）项、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二十条第（三）、（四）项、第二十一条第（一）、（五）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或者吊销客运资格证件。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客运车辆暂停行驶，就近指定安全地点停放，并依法处理：
　　（一）无营运证件的；
　　（二）无服务资格证件的；
　　（三）拒不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检查监督的；
　　（四）违反公共卫生管理规定的。


　　第四十三条　客运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客运管理机构实施罚款时，必须使用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第四十四条　对拒绝、阻碍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监督检查的，可以责令其改正，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客运资格证件。
　　妨碍公共客运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六条　公共客运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市范围内租赁汽车的管理按照《南京市汽车租赁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宁计综字〔１９９７〕９９３号）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公共客运场、站，是指经客运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向公共客运行业开放，供公共客运车辆停放、上下乘客的场所。
　　（二）出租汽车拒载，是指下列行为：
　　１、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乘客求租而不载客的。
　　２、不服从调度，挑拣业务的。
　　３、未按预约订车要求供车服务的。
　　４、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而中断服务的。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市政府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的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