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湖政办发〔2005〕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湖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五年三月八日

湖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州市深化完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浙委办［2005］7号），设置湖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
　　一、职能调整
　　（一）划入的职能
原由市经济委员会承担的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处理重大安全事故的职能。
　　（二）增加的职能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提出全市安全生产重大政策和重要措施的建议；监督检查、指导协调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研究指导有关部门在产业政策、资金投入、科技发展等工作中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组织协调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督促、检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
　　（二）负责综合管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组织起草全市安全生产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研究拟定安全生产工作政策；制定工矿行业及有关综合性安全生产规章、规程，并组织实施。
　　（三）依法行使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全市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定期分析预测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协调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受市政府委托牵头负责对市级有关部门及县、区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进行考核。
　　（四）依法行使全市安全生产监察职权。依法监察工矿商贸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其安全生产条件、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管理情况；负责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和储存企业设立及其改建和扩建的安全审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依法进行查处；组织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五）负责发布全市安全生产信息；综合管理安全生产伤亡事故统计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分析工作；依法组织、协调重大、特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并监督事故查处的落实情况；组织、指挥和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
　　（六）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依法组织实施对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设施进行检测检验、安全评价。
　　（七）组织、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矿山安全监察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工作；依法组织、指导并监督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除外）的考核工作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经营管理者、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工作；对安全培训社会中介组织及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八）依法监督检查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以下简称“三同时”情况）；依法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工作；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九）负责拟订安全生产科技规划，指导、监督市安全生产科技服务中心开展工作。
　　（十）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一）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设４个职能处室：
　　（一）办公室
　　负责局内勤工作；负责局机关组织、宣传、人事、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负责相关人员的安全培训和考核；负责对安全培训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法规处
　　负责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发展规划和科技规划的拟订和实施；负责市安全生产专家组工作；负责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标志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复议和执法监督工作；组织或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并对事故查处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负责全市生产伤亡事故统计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分析工作。
　　（三）企业监督管理处
　　负责全市工矿企业的综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四）综合监督管理处
　　负责全市除工矿企业以外的社会其它领域的综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四、人员编制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机关编制15名（含工勤人员2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3名，科级领导职数6名。
　　五、其他事项
　　（一）关于有专门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监督管理问题。公安、交通、经济、贸易、铁路、水利、建设、教育、邮政、信息产业、旅游、质监、环保、城管、农业等部门具体负责本行业或领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行政管理责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从综合监督管理全市安全生产的角度，指导、协调和监督上述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督管理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
　　（二）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责分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负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发放工作，组织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查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市公安局负责烟花爆竹运输通行证发放和烟花爆竹运输路线确定工作，实施烟花爆竹厂点四邻安全距离等公共安全管理，侦查非法生产、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的刑事案件；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管理烟花爆竹限放、禁放工作；市贸易与粮食局负责拟定烟花爆竹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有关标准、规范。

　　　　　　　　　　　小偷被追走投无路跳河后被淹死
　　　　　　　　　　　　　　　　　　——被害人见死不救如何定性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因自己的一辆摩托车被偷而心生烦恼，他估计小偷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于是经常在村头路旁对来往车辆进行辨认和寻觅。某日当17岁的张某骑摩托车路过，王某一眼认出该车正是自己被偷的那辆，便上前大喝一声：“小贼，往哪里逃？还我摩托车。”张某见状扔下摩托车就逃，王某不去理会摩托车，对张某紧追不放。追了一段路后，两人来到一条大河旁，张某见有大河横挡，便哭了起来。王某更是抓贼心切，紧紧逼上。张某见王某渐渐赶上，便纵身跳下河去。王某来到河边，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便离开河边，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回家。事后张某被人发现已溺死在水中，家人告知，张某不识水性。
二、本案的分歧意见与问题的焦点所在
此案在互联网上披露公开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明知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而且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才离开河边，对这种危害结果王某可能存在明知，同时王某在这时的心理态度是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不说其主观上已具有了放任张某被淹死的目的，而且其客观的行为特征也已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面对他人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他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理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预见到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但王某相信17岁的张某可能会游到对岸去，但因王某的轻信以致王某被淹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因此理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王某作为被害人追喊小偷张某是合法行为，在追到河边处是张某自己跳入河里的，不是自己推他的。同时在张某跳入河流后见他渐渐要沉入水中，以为他水性好，在河底向对岸游去，即使后来得知他不会游泳，王某也没有负有救助的义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规定即无罪。因此王某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王某在面对王某处于危险境地，是否负有救助义务，即是否存在不作为。二是王某的行为和张某被淹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对本案焦点的法理评析：
（一）是否存在不作为
1、不作为犯罪的构成条件。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不作为犯罪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种特定义务是法律或社会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的。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些特定义务，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刑律时，应负刑事责任。(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是以行为人能够履行，即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只有在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是不作为。所谓能够履行义务，是指行为人自身有能力和客观上有条件履行义务，也就是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仍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都不是不作为。如仓库保管员被歹徒捆绑起来，眼看着国家财产被盗而无法履行防盗义务，就不是不作为犯罪。只有当行为人具备履行义务能力时，行为人的不作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主客观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3)由于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产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决定性条件。行为人虽未履行特定义务，但未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构成不作为犯罪。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否则不能成立。
2、不作为犯罪中特定义务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这种特定义务来源有以下几种: 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的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行为人在一定情况下的先前行为。针对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是基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义务，当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给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危险时,行为人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的特定作为义务。例如司机甲开车把乙撞伤，这里甲撞伤乙是先前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而使甲产生了特定的义务即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行为人因用火不慎具有引起火灾的危险,负有消除这种危险的义务等等。这些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使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了特殊性。
3、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具有特殊性。我们知道,在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直接出自原因———即作为行为———的本身,例如,在甲开枪打死乙、丙挥刀砍死丁这类典型的作为犯罪中,造成乙、丁死亡的原因,均直接出自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换言之,是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直接造成了乙和丁的死亡。但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却不是直接出自原因中,即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中,而是出自另一个原因中。例如,某城市保育员王某带领十几名幼儿外出游玩,途中幼儿李某失足坠入路旁粪池。王某发现后,一边呼救,一边用竹杆测试粪水的深浅。尽管测得粪水只有约80分公深,但王某仍不肯下池救人,待农民张某闻声赶来下池救李某时,李某已被淹死。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显然都不是直接出自行为人的不作为。例如,致幼儿李某死亡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保育员王某的不救人,这正是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不作为犯罪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不作为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也可以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例如在母亲不哺乳婴儿致婴儿饿死、铁路扳道工不扳道致列车相撞之类的案件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关系公式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义务，结果就不会发生，故不履行义务是原因，它和作为犯罪的条件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因果联系的内容是相同的。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在他面对张某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张某死亡，张某因躲避王某追喊而跳河，在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时，王某负有求助义务，因为这种义务是王某的先前追喊的行为导致的，故符合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二）是否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1、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涵义。所谓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因果关系问题一般是置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进行研究的,对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具体的危险犯,必须存在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或具体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方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进而可以进行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而我国刑法理论则一般是在犯罪客观方面研究因果关系的问题,并且,通说还认为,因果关系乃一切结果犯所必备的构成要件。 然而,最为复杂的是,究竟何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可以归责的因果关系?概括而言,迄今为止,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最有力的主要是三种学说:“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2、以条件说为基础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条件说”理论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较多。采取条件说，即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此同时，应采用禁止溯及理论，即当一个行为或者事实独立地导致了结果发生时，就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该（或归属于该事实），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条件；此外，不排除就特别案件提出特别要求。条件说理论表现以下几种类型：假定的因果关系；二重的因果关系；重叠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断绝等。因果关系的断绝，又称“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其他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第三人因素、被害人因素等，若介入因素独立于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则不构成因果关系，反之，则因果关系成立。总之应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等，判断前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行为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为逃避追杀而落下悬崖致死。
至于其中的被害人因素，实践中被害人为什么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
系产生影响?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探讨。首先,强调指出的是，刑法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以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种规范评价的过程。而由于犯罪的发生,很多情况下,就是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重大权利进行侵害的过程,因此,被害人必然在国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必须通过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要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护,必然也就应当对被害人的一些
具体状况进行评价,从而,也就决定某些情况下,被害人所实施的一些行为或被害人自身的特殊状况,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正如许多刑法学家指出的,刑法本质上是国家平衡各种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因而刑法在调整社会利益时,应当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 而在刑法调整的利益中,存在最大的对立而又最需要调和的就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一方面,被害人因为深受犯罪之苦,往往对犯罪人恨之入骨,甚至产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绪;而另一方面,犯罪人虽然曾经是他人利益的侵犯者,但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却又无可质疑地成为弱者,必然渴求国家法律的庇护,以使其利益免受法律之外的过分剥夺。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国家都有义务对其利益依法加以保护,因而,国家在定罪量刑时,也就应当尽可能地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为实现此目的,国家固然首先应当对犯罪人利益根据其犯下的罪行进行剥夺,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矫正的正义”;但同时,国家又还应当防止犯罪人的利益被过分地剥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被过分倾斜。因此,国家在进行因果关系的考量时必须对被害人的因素进行全面审视。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和张某的死亡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条件说基础理论，此种情形属于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因王某对张某死亡主观上没有故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杀人行为，故不构成故意伤人罪。但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时，要考虑本案的特殊案情，对其量刑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