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徐凌云 陈文茜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 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 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 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 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 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 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3、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
4、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
5、 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7、 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保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厦门经济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厦门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劳动争议：
（一）国营企业与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
（二）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
（三）集体企业与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
（四）内联企业与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
（五）私营企业经营者与职工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
第三条 劳动争议的处理贯彻着重调解原则。
第四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行仲裁庭制度，依法独立办案。
第五条 劳动争议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二章 调解和仲裁组织
第六条 凡已建立工会委员会的国营、集体、内联企业应按《福建省贯彻国务院〈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的规定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
外商投资企业可设立由工会代表、职工代表和董事会指定的代表组建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
私营企业也可设立相应的机构。
第七条 市、区、县应设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委员、委员。
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同级劳动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委员由同级工会和经（贸）委的负责人担任。
仲裁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仲裁委员会组成名单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办事机构设专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若干人办理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员的任命方法另行制定。

第三章 管辖与回避
第九条 市仲裁委员会管辖区内部属、省属、部队属、市属党委建制的国营企业、内联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外商投资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及集体劳动争议案件。
区、县仲裁委员会管辖上款除外的本辖区内其他劳动争议案件。
岛外各区、县仲裁委员会不受上述两款限制，管辖本辖区内所有劳动争议。
第十条 市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区、县管辖的劳动争议案件，也可以将管辖内的有关劳动争议案件交区、县仲裁委员会办理。
区、县仲裁委员会认为案情重大或复杂案件，也可以请求市仲裁委员会处理，市仲裁委员会在接到区、县请求后五日内，应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对不受理的，必须在决定后二日内书面通知区、县仲裁委员会，区、县仲裁委员会应按规定继续办理。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成员、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第十二条 仲裁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为首席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成员会议作出回避决定。
回避申请应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十一、十二条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

第四章 案件受理和处理
第十四条 国营、集体、内联企业因履行劳动合同及其他劳动方面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口头或书面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仲裁。
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可口头或书面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 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仲裁。
第十六条 发生争议的职工一方，人数在十人以上，并且有共同理由和要求的，为集体劳动争议。
集体劳动争议的职工当事人，应当推举一至三名代表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被推举的代表应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全体职工当事人共同签署的全权委托书。
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人数为四至九人，并且有共同理由和要求的，可以参照集体劳动争议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必须遵守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原则，对任何一方不得强迫。
调解委员会应向双方当事人调查争议情况，查明争议事实，分清责任，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书，由当事人签名，调解委员会主任署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应当自觉履行。
第十八条 调解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从当事人口头或书面申请调解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到期末结案的，视为调解不成。
第十九条 调解不成的，当事人任何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递交仲裁申请申诉书，并按被诉人人数提交申诉书副本。
第二十条 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和其它劳动争议，当事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或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自企业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第廿一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书后，应在七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诉人。对于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决定受理的，仲裁委员会应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诉书副本送达被诉人，被诉人应在收到申诉书副本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到期不提交

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不影响仲裁活动。
当事人因故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的，可委托代理人。代理人按委托的事项和权限参加仲裁活动。
第廿二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案件，应指定一名首席仲裁员、二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首席仲裁员应由专职仲裁员担任并主持仲裁审理。
简单案件指定一名仲裁员主持仲裁审理。
疑难、重大的争议案件也可由仲裁委员会成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首席仲裁员。
第廿三条 仲裁庭成员应认真审阅申诉、答辩材料，审核有关证据。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协助进行调查；需要时，应出具证明。
第廿四条 仲裁庭开庭审理案件，应提前四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开庭前由书记员查明双方当事人，代理人是否到庭，宣布仲裁纪律。开庭时，首席仲裁员应宣布案由，仲裁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名单，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庭审
人员回避。
当事人经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允许中途退场的，申诉人按撤诉处理。被诉人按缺席仲裁处理。
第廿五条 仲裁庭按以下程序审理：
（一）听取申诉人陈述理由和请求事项以及被诉人的答辩；
（二）对争议事实进行调解；
（三）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及时合议并作出裁决。
仲裁裁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合议中的不同意见应记录在案。
仲裁庭审理案件应制作庭审记录，当事人双方和代理人签名、盖章。
第廿六条 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先行调解，可以由仲裁庭主持调解，也可以由仲裁员一人主持调解。
调解应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应由双方当事人签名，仲裁委员会制作调解书，由主持调解的仲裁员或仲裁庭成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翻悔的，应视作调解不成。
双方当事人案外达成一致协议的，申诉方应向仲裁委员会办理撤诉手续。
第廿七条 调解不成的争议案件，应及时作出仲裁裁决，裁决书由仲裁庭成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当庭裁决的，裁决书应在十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定期裁决的，裁决书应定期送达。
第廿八条 仲裁庭审理争议案件，应在决定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确因案情复杂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结案的应在期限内向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说明理由，经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天。
第廿九条 仲裁文书均应有送达回执，由受送达人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人不在，其亲属或邻居拒绝代收，可由送达人和陪送人注明原因，签名或盖章。
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当事人住宅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代为送达，也可以挂号邮寄送达，挂号回执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受达人下落不明，使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为送达。
第三十条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已送达的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书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本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处理的，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市仲裁委员会对区（县）仲裁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撤消原裁决，指定重新裁决。
重新裁决案件，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进行。
第三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应当收取仲裁费。仲裁费的收取标准及承担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干扰调解、仲裁活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或者拒绝、阻碍仲裁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处理劳动争议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执行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及省政府贯彻四个规定的实施细则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可比照本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厦门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元月一日起施行。



199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