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与反暴利的法律思考
尹振国*

【摘 要】 暴利行为是生产经营者通过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取的超常利润。对暴利行为的界定应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进行，暴利行为对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危害，应综合使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抑制暴利行为。
【关键词】 暴利 暴利行为 不正当价格行为 反暴利



“一套图书动辄几千元,书商打二折卖出去,还乐不可支;一盒月饼成本仅几百元,摆上柜台竟可以卖到近万元;十元一袋的奶粉,机场商店的老板用开水冲一冲,竟能卖到一两百元;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荣登2004年十大暴利行业的榜首…..”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暴利现象,暴利作为一种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小则坑害消费者,大则侵害国家利益,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什么是暴利?为什么要反暴利?如何反暴利?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一、 什么是暴利
所谓“暴利”.《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以不正当或者非法手段获得高额利润”;1995年1月25日国家计委颁布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以为暴利“是生产经营者通过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取的超常利润”；刘隆亨与赵素苓在《法学杂志》1995年第1期期上撰文认为:“所谓牟取暴利行为,是指营销者采取价格欺诈和价格垄断等违法手段……牟取高于行业平均利润,商品毛利润率以及法律允许的正常价格的几倍以上利润.”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暴利行为的构成要件有两个即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和超常利润。因此，对暴利问题的界定，似乎可以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来把握。
在现实生活中，暴利问题是很难界定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并没有明确界定何谓“不正当价格行为”，但该规定第八条列举的非法牟利的手段诸如“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要高价；谎称削价让利，或者以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以及其他虚假的价格信息，进行价格欺诈” 似乎可以视为不正当价格行为。结合相关立法，我们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不正当价格行为总结为：
（一）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要高价；
（二）谎称削价让利，或者以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以及其他虚假 的价格信息，诱骗消费者的；
（三）生产经营者之间或者行业组织之间相互串通，哄抬价格；
（四）违反公平、自愿原则，欺行霸市，强行服务或者强迫交易对方接受高价；
（五）凭借自身有利条件实行垄断价格，强行收费的；
（六）囤积居奇，高价炒买炒卖的；
（七）冒充名牌、混充规格、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和短尺少秤，以变相提价的。
（八）其它牟取暴利的不正当价格手段。
对于暴利的判断标准，《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有所涉及：即“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主要解决测量和认定暴利的可比性问题；“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这是测量暴利的基础标准，“合理幅度”就是允许在“三个
平均”基础上上浮的合理幅度，超过这个幅度以上的部分即为暴利。但这一判断标准比较抽象，实践中也往往难以操作。
至于什么是超常利润？以何标准判断超常利润？实践中也存在着更大的争议。
我们知道，利润按高低分类，可以分为微利、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和暴利（超常利润）之分。微利是略超过生产经营成本的较少的利润，平均利润则是按全社会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计算所的得利润，超额利润和暴利是部门、行业内部少数企业获得的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利润。因此，要定量分析暴利，必须将该企业或者行业的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进行比较。
那么，某一企业或者行业的利润率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称得上暴利呢？10%、20%、30%……暴利与反暴利之争实际上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博弈。对暴利的标准把握过宽会损害消费者甚至国家的利益，对标准把握过严又会限制竞争。因此，必须合理界定暴利，才能既不损害消费者利益，又不会限制市场竞争。而且，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对暴利的测定，各地、各时、各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标准可以有所不同，暴利的判断标准还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做出响应的调整。
实践中，测量一个企业或者行业是否存在暴利是很难的。一般而言，我们只能说企业可能会有超额利润，但企业有超额利润并不表示其有暴利。超额利润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企业通过改善管理、改善生产经营条件、降低成本获得的利润，有的是企业通过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获得的利润，又的是企业研制新产品而获得的利润等等，这些通过合法方式获得的利润都应该被看作是合理利润。
对于风险投资而言，超额利润可能是高风险投资的回报，比如互联网经济盛行的时候，大量风险资金涌入到互联网企业中。但随着网络泡沫的出现，大部分风险投资都选择了撤退，并没有等到网站赢利。少数没有撤退的资本如今获得丰厚的风险投资汇报，比如3721的大股东IDG集团。还有期货，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高利润的交易。我们不能把在期货交易中通过合法方式渠道的超额利润作为暴利看待。

而且，在计算利润率的过程中，企业成本中的显性部分很容易让人看到，比如原料价格、职工工资、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和各种管理费等。但成本中的隐性部分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比如融资成本、管理和销售成本、公关成本、广告成本等等。

因此只能把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和超常利润结合起来，定性定量分析暴利行为，才是合理、合法的。

二、为什么要反暴利

1、暴利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之分析 在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大致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一般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只要按照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交易原则进行交易，是很难产生暴利的。暴利，只有在不完善市场经济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产生暴利。这些因素归纳起来有：垄断、通货膨胀、经济泡沫、供求严重失衡、非法经营、宏观调控手段的失灵、法律和市场监管的不力、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文化等等。暴利产生的危害是很大的。

（一） 市场经济的不充分发育

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要以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社会经济资源在价格和利润的引导下可以在各地区和各行业间合理地流动，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相关经济制度还不健全，市场竞争主要呈现两个特点：“①市场封锁基本废除，但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出现了竞争不充分、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②市场竞争与市场垄断同时并存,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同时并存,在这种竞争不充分、不公平、不平等的市场条件下,部门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公平、合理、自主地实现,,…期间平均利润水平也难以形成.” 〔1〕这使得市场手段难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市场的调节手段也难以发挥作用，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生产经营者是市场的主体，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其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经济人假设）。由于暴利行业或者产业的出现，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必然会涌向这些行业或者产业，这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失衡，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领域，基础投资不足（因为基础投资往往投入大、成本回收周期长）。这种资本集聚到一定，又会引起经济泡沫，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加之监管的不力，大量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市场投机行为、价格寻租行为又会出现。

暴利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暴利的泛滥会使得依靠暴利致富的新富阶层大量出现，社会分化成两极，一极是广大的贫困人口，一极则是新富权贵和特权阶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二）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

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商品信息的了解都是不充分的，他们对商品的了解是有限的。而经营者则是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经营的，他们对商品的了解是最充分的。可以说，消费者与经营者所掌握的商品和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经营者占有绝对的优势。经营者往往利用这种优势欺骗消费者、利用不正当的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借以牟取暴利。法律的最大价值在于公平，因此，法律尊重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现代政府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的行政垄断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所谓行政垄断是政府主要机关的滥用其行政权力，排斥、扭曲或限制竞争。其本质为以行政权力要素参与经济活动之中，人为地制造垄断，破坏平等、自由的竞争机制，是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甚至陷入无效。〔2〕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为了维护竞争的有序和有效，必须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但行政垄断正好起着破坏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的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由政府发布决定、命令，明令禁止或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搞地方保护主义主义；有的地方对某些外地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有的通过附加不平等条件，如税收、价格、信贷的差距，来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说到底，行政垄断就是以行政特权去剥夺社会的自由选择权。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09〕93号


各保监局，各相关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近年来，保险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进一步做好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现就有关意见通知如下：

　　一、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今后一段时期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把服务农村社会经济作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创新发展方式，提高管控水平，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

　　（一）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拓展重要粮油棉作物保险和大宗畜禽产品保险的覆盖面，努力提高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料作物保险以及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的承保率。在中央和地方政策支持下，积极推进森林保险、育肥猪保险和橡胶保险试点工作。针对地方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开发保险产品，为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

　　（二）加强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在机构健全、内控完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积极拓展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将农业保险服务关口前移到涉农一线。要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特点，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考核机制，切实调动基层员工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开发能力。各保险公司应认真研究政府、企业和农户的风险保障需求，遵循“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理赔便捷”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保险责任，开发适合“三农”的保险产品，满足“三农”的多元化需求，使保险服务覆盖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全过程。

　　（四）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管理。要坚持规范经营，做到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和理赔到户。要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加大对防灾防损防疫工作的投入，为农民提供防灾防疫、风险管理、产品信息等增值型服务，帮助农民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五）加强农业保险与涉农信贷的合作。鼓励各保险公司与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建立广覆盖、多层次、政策互补、风险共担的互动机制，加强产品开发、销售渠道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银行利率和保险费率的杠杆机制，探索分散农业风险和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完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

　　（六）积极开展涉农保险业务。鼓励各公司以农房保险、农村主要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等为重点，积极拓展保险服务“三农”的领域。探索开展农机保险、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等险种，为“三农”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

　　（七）建立行业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行业联席会议，做好行业内信息交流与沟通，共同协调、规范市场行为，及时研究农业保险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加强巨灾风险管理，确保农业保险体系健康稳定发展

　　（一）各保险公司要树立“防重于治”的灾害应对思路，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巨灾风险分散方案，加强对巨灾风险的监控和预测，提高应对巨灾风险能力。要强化再保险渠道分散化解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并探索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二）各保险公司要建立农业保险信息沟通和数据交换机制，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鼓励各公司创新方式，应对农业保险业务可能面临的巨灾风险。

　　（三）对于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等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保险公司要积极主动地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助其通过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将风险予以转移分散。

　　三、加强沟通协调，为农业保险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坚持统筹兼顾，做好协调工作。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与财政、发改、农业、林业等单位的沟通协调，发挥政策合力。要加强与农机、农经、畜牧兽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基层金融机构等的合作，发展农村保险服务网络、销售渠道和营销队伍。要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完善防灾减灾体系。

　　（二）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取得的新成果和典型案例，要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各保监局、各公司要确定一名联系人，负责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的报送工作。各单位应于收到本文后10个工作日内，将联系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等信息报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传真010-66288091，电子邮箱nybx@circ.gov.cn）。

　　各保监局、各有关保险公司要在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的同时，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关于做好2008年农业保险工作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保监发〔2008〕22号）、《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8〕61号）和《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9〕56号）等文件的要求，坚持把农业保险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加强工作力度，确保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