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机制中，法律与道德原本是两套相辅相成的规范体系，但当道德规范乏力并引发法律纠纷时，围绕两者的纠葛就变得错综复杂。近年来，在媒体带着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一些道德个案反复被放大，司法对此类案件的介入不断成为焦点。尤其是在网络背景下，一些刺激公众道德神经的案件，激起众多网民满腔道德热血，于网络空间打造自己的正义江湖，混杂中难免充斥着真假莫辨、是非难分的乱象，给司法系统带来较大压力。

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纠纷，正式的法律制度显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观规律给出的裁判结果，常常距离公共舆论的期待十万八千里。实践中，法官或是恪守法律规则而与道德机制发生冲突，或是屈服道德压力而与法治戒律相违背，而公共舆论希冀的法律与道德“双赢”的结果，有时在个别案件中会得到耦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司法的结果很难满足公众的道德期许，便召来质疑声声，道德与司法公信力出现双重损耗。

在我看来，司法介入道德案件，一开始就容易陷入真相难以还原的困局。法官断案，虽然讲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此“事实”非彼“事实”，它不能像电影回放那样去重新再现，而只能立足现有证据予以合理推定。也就是说，司法所认定的事实向来只是建立在证据链上的法律事实，而非公众期待的客观事实。这便存在两种假定可能:一是司法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判决结果自然不存争议;但道德案件更多的属于另一种情形，司法机关很难掌握到全部的事实证据，此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优势作出裁判，一旦与之前公共舆论占据的道德制高点相违背，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化解道德案件中的道德与法律冲突，司法尤其需要按逻辑出牌，既不能受到道德压力而失去客观中立立场，又不能面对质疑而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确判断、合理认定证据材料，严格依照证据的证明力标准进行法律推断，理性分析道德案件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公平划分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还要勇于向社会展示判决的推理逻辑，让公平正义得到清晰的展现。

遗憾的是，不谙法律内理的普通民众，总喜欢“以结果论英雄”，在见识了身边诸多的道德缺失现象后，期待着法律能够辅助道德“一臂之力”。例如，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小偷被追死亡”的关键词时，不断弹出的案例和网络评论足以说明，法律在面对道德伸张时更多的是尴尬。这些案例中，追赶者有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的，有被判有罪但免予处罚的，也有被判故意杀人罪的，当然也有被判无罪的。但大凡只要是定了罪的，舆论传播和网络评论中总少不了“见义勇为难道有错吗”之类的质疑，至于案件报道中所并未呈现出的客观事实，以及被司法消极性所自持的法律事实，道德评判主体则很少关注到，于是留下了一个关于生命权利与见义勇为的道德与法理的无止辨析。

那么，讨论这样的辩题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无论是历史上的引儒入法，还是现实中的情法并举，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偏执于一方。只是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赖以存系的根本是捍卫法律的尊严，而不在于拯救道德的滑落。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关注道德案件的焦点就不再首先是司法结果是否合乎道德期待，而应是法官的判决是否合乎法律逻辑。

在更多时候，法官的判断是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推理基础上。每个案件都如同是一片“绿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将“脉络”不同的案件都贴上“见义勇为”这样的格式化标签，忽略案件背后的种种差异，而单纯追求道德的伸张，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既辅助不了道德，还破坏了法律的原则。而如何将个案中的推理“脉络”展现出来，乃是一门很重要的司法学问，其中的先决条件，便是必要的司法公开，当判决受到朴素正义感的公众质疑时，拿出证据链条展示判决的严密逻辑，就成为化解误读与隔膜的关键。

当然，在理解公众道德焦虑的同时，也要求公众形成理性的司法观。我们不能因为案件结果合乎最后的事实而欢呼雀跃，也不能以事后真相的发掘而否认当初司法的正当。任何一起案件的裁判，只能立足于当时的证据基础，即便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所在。大众舆论对司法的评判，不应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去否定司法正当，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还原真相，而是强调司法按逻辑规则出牌。在纠结着道德与法律的道路上，借助道德案件理清法治的律条，于传统观念中生长出理性思维，也是一种难得的法治教化。这样，我们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找到道德与法律的理性交汇点，最终步入理性的公民社会。